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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琵琶記》，說者各不同。《留青日札》云：「高明，溫州瑞安人，以《春秋》中元至正四年乙酉第，授處州錄事，改調浙東閫幕都事，轉江西行臺掾，又轉福建行省都事。方國珍留幕下，不從。旅寓明州櫟社，以詞曲自娛。因感劉後村詩，作《琵琶記》。有王四者，以學聞。則誠與友善，勸之仕。登第後，棄妻周氏，贅太師不花家。則誠作此以諷，取琵琶上四字為王四云爾。元人呼牛為不花，故謂牛太師。而伯喈曾附董卓，乃以之托名焉。高祖微時，常奇此戲文，御極，召則誠，以疾辭。使者以記上，於是捕王四，置極刑。東嘉後卒于寧海。」《曲藻》云：「高則誠《琵琶記》，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，而托名蔡伯喈，不知其說。偶閱《說郛》所載唐人小說：『牛相國僧孺之子繁，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，尋同舉進士，才蔡生，欲以女弟適之。蔡已有妻趙矣，力辭不得。後牛氏與趙處，能卑順自將。蔡仕至節度副使。』其姓事相同，一至于此，則誠何不直舉其人，而顧誣衊賢者至此耶。」毛德音評《琵琶記》，引《大圜索隱》云：「高東嘉名則誠，元末人，與王四相友善。王四亦當時知名士，後以顯達改操，遂棄其妻周氏而坦腹於時相不花氏家。東嘉欲挽救，不可得，乃作此書諷之。而托名蔡邕者，以王四少賤嘗為人傭菜。趙五娘者，以姓傳自趙至周而適五也。牛丞相者，以不花家居牛渚也。記以琵琶名，以有四王字也。所謂張太公者，東嘉自寓也。」又《真細錄》云：「明祖彙刪元人詞曲，偶見《琵琶記》而異之。後廉知其為王四而作，遂執王四付之法曹。」二說與《留青日札》同。吾里徐坦菴則主牛僧孺事。余按，宋人詩云：「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鼓盲翁正作場。死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說蔡中郎。」《輟耕錄》所列雜劇之目，亦有《蔡伯喈》。意者，高則誠之作《琵琶》，當本于宋元以來所相承，如《西廂》之本于《鶯鶯六么》耳。僧孺之女，固為適合。王四之諷，亦未足憑。《閒中今古錄》云：「元末永嘉高明，字則誠，登至正四年進士，歷任慶元路推官，文行之名，重于時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，避世于鄞之櫟社，以詞曲自娛。因劉後村有『死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唱蔡中郎』之句，因編《琵琶記》，用雪伯喈之恥。洪武中，徵辟，辭以心疾，不就，使復命，上曰，『朕聞其名，欲用之，原來無福。』既卒，有以其記進，上覽畢曰，「五經、四書，如五穀，家家不可缺。高明《琵琶記》，如珍羞百味，富貴家豈可缺邪。」其見推許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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